pg电子模拟器5月末，当内陆地区迎来初夏时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4500多米海拔的高原上，积雪才刚刚融化。冰封数月的土地变得松软潮湿，青草发出嫩芽。和植物一起破土而出的，还有“冬虫夏草”——这种价格堪比黄金的真菌，会在这个时节生出黑色的子实体，藏在褐色的土地和细密的植被间，等待着被人发现、采挖。

　　对甘孜州石渠县德荣马乡扎马村的村民来说，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也到了。每年5、6月份是藏区的虫草采挖季，这时全村的劳动力会悉数出动，带上干粮和工具，前往“虫草山”下的营地，开启两个月的“淘金之旅”——他们寻觅的虫草，常被外界称作“软黄金”。

　　5月28日这天，在扎马村的虫草采挖点那尔扎（音译）山，19岁的村民扎西平措看到的是一幅经典的虫草采挖景象：延绵起伏的山坡上遍布着村民，他们像“磕长头”一样跪在地上，一寸寸地向前缓慢挪动，仔细搜寻每一块草皮，许久才抬一次头。在壮阔的高原草场上，这几乎是一幅静止的画面，看起来安静祥和。但常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扎西清楚，与平静时刻相伴的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危险：有时是狼、棕熊之类的猛兽袭击，有时是失足跌落山崖，还有些时候是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。只是这一次，“危险”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：当天下午，同村的7位村民在挖虫草时，遭雷击身亡——这成为当地近些年最严重的意外伤亡事件之一。

　　噩耗是先在当地微信群中传开的。5月28日晚上9点左右，扎西刚吃过晚饭，他挖了一天虫草，正躺在营地帐篷中玩手机，微信消息忽然不断弹出来，“有人挖虫草时被雷劈了”，“听说是7个人，全没了”。他吓了一跳，赶紧坐起来点开消息，“群里说有一位遇难者叫阿多，是我们村的”。父亲随后向他确认，“出事的是村里的阿多婆婆，还有她的一个儿子，两个儿媳，三个孙子”。

　　阿多家的一位亲戚次第告诉本刊：“阿多60多岁了，儿子和儿媳30岁左右，两个孙子都是十多岁，最小的孩子才两岁。”7个死者里，有4个是老人和孩子。第二天，石渠县县委宣传部确认消息，5月28日晚间，该县德荣马乡发生了一起雷击事件，7名正在采挖虫草的村民被雷电击中身亡。

　　扎西回忆起当天的经历，早上7点，他和父母一起走出营地时，天还下着小雨。下午4点左右，天突然黑了，乌云飘过来笼罩山头，风也大了，吹得人行动困难。扎西看见不少村民向营地走去，他盘算着，“最多只能再挖三个小时，不如提早收工，免得被雨浇透”。回到营地没一会儿，大雨倾盆而下，闪电一个接一个地劈下来，扎西正在整理虫草，他听到风吹得帐篷呼呼作响。“不知道那家人为什么没回到营地，可能是走远了，来不及赶回来？”

　　扎马村的另一位村民多吉告诉本刊，意外大约发生在晚上7点，“阿多家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没有上山，到了晚上，家人还没回来，也联系不上。他们顺着大概位置去找，最后在一片放牧的地方看到了尸体，那里不通车，他们只能用牛把亲人背下山，有个孩子受了重伤，送到医院，没能抢救成功，半夜去世了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28日那天并不是个采虫草的好天气。从营地出门前，扎西随手带了塑料雨披，早上的小雨也许一会儿就停，也许会转大，高原的天气变幻常以分秒计量，原本湛蓝透亮的天空，转眼间乌云密布，冰雹雨雪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是常事。放在往年，遇上这种天气，扎西和家人也许就不会冒险上山，在营地里等到雨停后再出去挖虫草。但今年似乎没人在意这点小雨，扎西所在的营地一共有9户人家，他和父母出门时，发现有七八户已经出发。

　　“（我们这）过去两年干旱，虫草产量不多，大家挣得也少，往年我们一家三口挖虫草能挣3万元，去年只挣了1万多。今年雨水多，大家都想多挖点。”扎西说道。连续两年的坏光景，影响的不只是村民长期积累下来的“坏天气尽量不上山”的生存法则。扎西告诉本刊，以前挖虫草都是青壮年的事，老人和孩子有时会上山帮忙，但不会两个月都待在山上，可今年虫草开挖以来，他在山上每天都能看到不少老人孩子，“好像比以前多了”。

　　挖虫草是种原始的体力劳动，一个家庭劳动力的多寡，常常决定着这个家庭在虫草季，乃至一整年的最终收益。扎西记得，他上学时，每到虫草季，因为逃课挖虫草的学生太多，甚至有老师旷工上山挖虫草，学校干脆设了“虫草假”——一种在虫草产区普遍存在的特殊假期，为此他们的儿童节只能推迟到7月初庆祝。

　　那是虫草采挖最疯狂的几年，没人会对家门口忽然暴增的财富无动于衷。随着虫草价格趋于稳定，当地收入水平逐渐提升，狂热开始消退。一篇由德荣马乡中心学校发布的文章提到，2017年前后，上级教育管理部门就取消了“虫草假”，并且考虑到虫草采挖期间，家长都上了山，这几年学校还整理出宿舍，提供给学生寄宿。扎西告诉本刊，“虫草假”取消后，除了周末，在山上已经很难再见到挖虫草的小孩，但今年又多了起来，“几岁、十几岁的都有，而且每天都能看到”。

　　事发那天，扎西收获不算多。他中午在山上草草吃了糌粑，放眼望去，四周都是挖虫草的村民，老人小孩也匍匐在地上，还不会走路的孩子被母亲用布兜挂在胸前或背上，远处一群群牦牛正在散步吃草。

　　后来，他在微信群里看到了遇难者的照片。本刊记者从他提供的照片里看到，死者都穿着厚羽绒服，戴着帽子和面巾，被盖在一片塑料布下，周围还有些尚未融化的积雪，两把挖虫草的锄头摆在一旁。照片中还有一个孩子被母亲系在背上，闭着眼，看起来就像睡着了。这让扎西感到难过，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见过这家人，挖虫草是份需要专心且孤独的工作，大部分时候大家都互相沉默着，各自头也不抬地寻找虫草。

　　扎马村所处的石渠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，是川、青、藏三省区的交界处。这里远离内陆，境内平均海拔4520米，是四川省最偏远、海拔最高的县（市）之一，仅有217省道与外界相连。

　　千百年来，生活在扎马村的人们都是以放牧为生。直到2003年非典暴发，他们的生活才开始被彻底改变。尽管当时在内陆地区，非典带来的恐慌已经让人们谈之色变，但这个几乎与外界“半隔绝”的藏区村子，丝毫感受不到外界的慌乱或者喧嚣。只是谁也没想到，因为一则毫无科学依据的传言，平静的藏区竟然会与消费社会联系起来，从此受到外界市场的托举、搅动。

　　当年在民间流传的“可以防治‘非典’”的土方或者“神药”并不少，但冬虫夏草自带的藏地神秘色彩，成为那根恐慌中的人们想要抓住的完美稻草。一夜之间，虫草的需求量暴增，再加上部分商人炒作，冬虫夏草开始成为一种高端补品，价格以几十上百倍的速率上涨。

　　26岁的小远是康定市拉哈村的虫草商人，他小时候时常听长辈讲，上世纪70年代国家对虫草实行统购统销，一公斤虫草才卖十多元，拉哈村的海拔只有3000多米，但那时房前屋后都能看见虫草，只是质量较差，稍微往山上走走，很容易就能挖到好虫草。

　　“那时我爸爸经常挖几百根虫草，晒干后拿到公家单位去卖，补贴家用。到了90年代，国家放宽限制，私人也可以买卖虫草，价格才慢慢上涨，最开始是在乡间木匠在收虫草，也没人把这件事当正经生意。”小远说道。

　　“结果2003年‘非典’，外界盛传虫草能防治‘非典’，价格顿时飞涨，一公斤能卖三四万元，你想想那时房价才多少钱，所有人都开始挖虫草。”自此虫草的造富神话在高原上流传开来。小远听长辈说起，“那时胆子大的，敢砸钱收虫草的木匠，都成百万富翁了，囤一堆虫草，第二年价格上涨再卖，钱都赚不过来”。

　　从1997年到2012年，虫草平均每年以20%的价格上涨。即使在虫草生意中，大部分利益都被层层中间商赚取，正如小远所说，“一根好的鲜虫草，收购价50元左右，在外面零售店买的线元”，但普通牧民的生活依旧发生了巨大转变。

　　在扎马村，虫草首先改变的是当地的产业结构。“虫草经济”兴起之前，扎马村是个传统的纯牧业村，如今，在“四川省政务服务网”的官方介绍中，“虫草”成为扎马村排名第一的支柱产业。每年到了虫草季，县里和乡里都会开一些动员会，就像面对一场大考，推出一些服务支持措施，“保障虫草采挖顺利进行”。而对大部分村民来说，相比放牧，挖虫草才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，虫草的收成直接决定着家庭一整年的收入。

　　“我们村有上百户人家，整体条件一般，最富裕的也只有几十头牦牛，虽然一头牛价值一万元，但很少有人出售，我们家牛少，每年卖牛奶只能赚五六千元，挖虫草是我们主要收入来源。”扎西告诉本刊，近些年虫草收入已经占到他们家庭收入的85%以上。

　　虫草紧接着改变的，是扎马村的生活方式。虫草经济兴起之前，扎马村的很多牧民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生活，现在因为卖虫草收入提高，再加上扶贫工作，村里人几乎已经都定居下来。同时与以往不同的是，每到5、6月份，扎马村和周边村庄，甚至整个虫草产区的村子都会变得空空荡荡，就连退牧还草后搬到县城居住的人也会赶回山上，只留下家中眼神不好的老人看管牦牛，或者干脆将牛也带到营地。

　　今年虫草季时，德荣马乡上一位在青海玉树做服务员的女生请了两个月长假，她并不担心老板介意，因为老板也要回家挖虫草，“玉树那边的虫草更出名，两个月赚的钱比开饭店半年还多，谁能不挖呢？”

　　扎西说，当地人都把虫草当作一种上天的恩赐。“这些年，乡里多了不少挂着川A车牌的轿车，估计是从成都买回的二手车，家家户户都有摩托车了，路边很多石头房字，都变成了砖房。”对扎西来说，一个更具体的改变是：“我上小学时，还没见过可乐，现在它已经不是珍贵东西了。”

　　最近几年，扎西偶尔会和朋友到20公里外的色须镇上吃饭，“我很喜欢火锅，大家的饮食习惯变了，以前老人们都吃不上蔬菜，酸奶、糌粑加上肉，就能填饱肚子”。朋友之间谈论的话题也在变化，在过去打工被老人视为“出去做佣人”，会被别人耻笑，现在已经有朋友计划着要“出去闯一闯”。

　　在很多方面，虫草都已经支配了这个藏区村子的日常。它甚至成了当地的“通用货币”，谁家中有急事，可以直接抓一把虫草换钱用，借钱也可以用虫草作抵押，就连放贷者也会选择在虫草季开始前出借，三个月后收回本金和利息，坏账率更低。

　　虫草如此深刻地介入到当地人的生活，以至于当他们连续两年遭遇产量下降，终于在今年迎来一个正常光景时，很多人铆足的劲儿得到释放，像是一种“报复式采挖”。

　　和大多数藏区孩子一样，扎西5岁便习得了挖虫草技能，“人跪坐在地上，方便向前爬行，虫草尾巴是黑色的，只有一两厘米长，和泥土、枯草混在一起很难辨认，不过多挖几次也就熟悉了，挖虫草靠的就是眼睛、体力、耐心和运气”。

　　许多童年记忆已经模糊，但扎西始终记得他第一次上山挖虫草的兴奋劲儿，“父亲教我，看到虫草要在离它尾巴一拳远的地方下锄头，防止挖断，地下的虫草头是的，弯弯曲曲钻在土里，父亲说它很值钱，我挖的虫草多，他就会不停夸奖我”。

　　10岁之后，扎西不再紧跟在父亲身边挖虫草。像是一种传承，父亲教给他许多野外生存法则，例如“不要念棕熊这俩字，会把它招来；遇到棕熊不要跑，最好是装死；不要害怕小狼，点火赶走他们；遇到暴雨冰雹，尽量找山崖躲一躲”。

　　当然，雷暴天气也是野外作业时最危险的状况之一。空旷地带本来就是容易引雷的因素之一，再加上高海拔，扎西每年都会听说有人被雷击伤的事情。“我们一般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就尽量不带手机，遇到打雷就把锄头（等金属工具）扔远一点，往低洼处跑。”这些都是他在长辈那里学到的避险技能。

　　“德荣马乡山势平坦，打雷下雨很难找山崖躲避，我们上山都会带塑料布，下雨时几个人躲在一起。”扎西猜测，遇难的7人可能是一起躲雨时被雷击中。他注意到那张流传的遇难者照片里，死者身边的两把锄头，但尚无法确定事发时锄头的具体位置。

　　挖虫草并不是份安全轻松的工作，但小时候的扎西还意识不到暗藏的危险，也不觉得辛苦，“我喜欢在山上，自由自在的”。然而随着年龄增长，他逐渐成了家中挖虫草的主力，初中毕业后，他回到村中生活，挖虫草不再是一种玩乐。每到虫草季，他要与父母准备好炊具、碗瓢、衣物、被褥和两个月的干粮，放在牛背上，经过一个多小时颠簸，走到那尔扎山下的营地。

　　接下来的两个月，如果不是遇到生病等特殊情况，扎西和母亲就不会下山，虫草由父亲骑摩托送到石渠县的虫草交易中心，或者直接卖给到营地收虫草的商人，双方将手藏在藏袍里，秘密商议价格。

　　山上的生活劳累且乏味，每天10个小时的劳作，到了晚上，一家人都疲惫得不想讲话，遇到收成不好的日子，帐篷里更是安静，“好在现在山上网络也好了，晚上刷刷短视频，过一会儿就累得睡着了”。

　　几天前扎西被石头划伤了腿，提前结束今年挖虫草的工作，回到家中休息。在家养伤时，他难免挂念父母的安危，“刚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遇到雷雨天，心跳来跳去”。

　　更长远一点的担心是，他才19岁，到了冬天膝盖已经隐隐作痛，“跪得久了，裹在膝盖上的毡毛布也挡不住寒气”，村子里老多弯腰驼背，那是挖虫草时长期蜷缩在地上的姿势。

　　虫草不是草，但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真菌。完整的虫草包括两部分：死掉的蝙蝠蛾幼虫尸体，以及从幼虫头部生出的麦角菌科真菌子实体。真菌最早会在夏天时感染还在地下的幼虫，然后到秋冬时节在幼虫体内生长。幼虫爬到离地面足够近的地方就会死亡，等到积雪融化、万物复苏的时候，真菌会从幼虫的头部长出子实体，一根长长的梗破土而出。之后，真菌再散发孢子，继续感染其他的幼虫，如此循环往复。

　　一方面，从2003年“非典”开始，虫草就彻底进入公众视野，并不断被增添各种“神奇功效”，从增强免疫力，到能治百病，包括癌症。另一方面，因为一直没有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证实过虫草的这些疗效，关于它的质疑声也从未停止。2018年，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停止了关于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的试点工作，明确它是一种中药材，并提示存在砷超标情况，“长期服用会造成砷的过量摄入……存在较高风险”。但对许多消费者来说，冬虫夏草远没有被祛魅，在消费市场，它依旧是一种高端、神奇的滋补佳品。

　　成都虫草商人马致明在2004年加入了虫草生意，现在他的年销售额能达到七八百万元。青海老家的亲戚负责为他采购虫草，他负责在外联络买家，“刚开始钱也确实好赚，青海收购价一公斤3万，我卖4万，广东的药贩都抢着要货，他们再卖到香港、东南亚，全都赚得盆满钵满”。

　　这个行业快速膨胀的泡沫，在2008年被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击碎，当年的虫草价格由7万元一公斤“腰斩”到3万元。很多囤货的虫草商人都栽了大跟头，包括马致明。“把前几年赚的钱全赔进去了，还欠了几十万外债，像做梦一样”。

　　从那之后，马致明逐步把生意转向高端虫草市场，为公司老板、工厂厂长定制虫草礼盒，发展了一些稳定的长期顾客。他也因此找到国内虫草市场的另一种逻辑，那些固定客户里，没多少在乎虫草的真正价值，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时髦的礼品，带着“高端”“昂贵”以及“神奇”的标签送出。礼品接收者也未必自己服用，而是将它作为一种“硬通货”再次流入到关系网络中，最后甚至会再次回到商家手中。

　　2008年虫草市场经历“海啸”后，价格又逐渐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。马致明没有想到，四年后，2012年中央出台“八项规定”，“很多礼品不能再送，价格又腰斩了一次”。2016年，从事虫草收购前，小远仔细研究了过去十几年虫草的价格规律，“它不像一般农产品，价格受产量和质量影响，反而是很多外界（非市场）因素影响着虫草涨跌”。

　　新冠疫情以来，马致明感觉生意又不太好做了。眼下正值订购鲜虫草的旺季，往年两个月的流水能达到400多万元，如今还不到一半，“我的客户大多是合作多年的广东服装、外贸、食品工厂老板，去年订购量已经少了很多，今年受疫情影响，我还没来得及去一一拜访，发现有些对接人员已经把我删掉了”。

　　作为这条产业链上最底端的生产者，在青藏高原上埋头挖草的“扎西们”很难理解那些复杂的逻辑。但外界虫草市场的每一次起伏涨落，最终都会传递到村子里，他们没有太多议价能力，只能祈祷收成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

　　他还记得最艰难的2020年，“那年冬天下了好大的雪，就快没过了膝盖，到了5月底，雪还没化干净，再过十几天虫草就会化在土里，所有人都在等着天晴”。可终于到了能上山的时候，人们却发现虫草的数量明显不如往年，“以前一天最多能挖50多根，那年我一天最多才挖了30根”。

　　扎西也说不准是因为干旱，还是因为运气，或者因为过度挖掘，他和村民们大多依循着传统挖虫草的方式，不挖子座未成形的短小鲜草，但虫草数量逐年下降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。

　　“这两年，大家都在说，虫草是不是要没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能怎么办”。为了挖到更多的虫草，扎西和父母有时会往更高处走走，但能移动的范围也是有限的，“雪还没化的地方，也钻不出虫草”。

　　本刊采访的三位扎马村村民都表示，雷击事件那天，在虫草山上都没见过遇难的那个家庭。扎西猜测，他们可能走出了村民常活动的采挖范围。藏区地广人稀，即便同村，大家的日常交流也不算多，很少人了解7位遇难者的具体遭遇，他们最后的身影出现在色须镇的一座寺庙里，为他们诵经超度的僧人次仁旺杰看到，那个幸存的男人拉着孩子，沉默地站在逝去的亲人身边，“站了很久，他的背影看上去很悲伤”。

　　事发第二天，5月29日早上，天空依旧飘着小雨。7点刚过，扎西带上虫草工具就出了营地，大家三三两两走在一起，低声谈论昨晚发生的意外，祈祷神灵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。到达采挖点后，扎西发现“山上的人还是那么多”。虫草季已经过半，大家都在忙碌，趁最后一段时间，再多挖些虫草。

　　马致明逐步把生意转向高端虫草市场，为公司老板、工厂厂长定制虫草礼盒，发展了一些稳定的长期顾客。他也因此找到国内虫草市场的另一种逻辑，那些固定客户里，没多少在乎虫草的真正价值，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时髦的礼品，带着“高端”“昂贵”以及“神奇”的标签送出。礼品接收者也未必自己服用，而是将它作为一种“硬通货”再次流入到关系网络中，最后甚至会再次回到商家手中。2008年虫草市场经历“海啸”后，价格又逐渐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。马致明没有想到，四年后，2012年中央出台“八项规定”，“很多礼品不能再送，价格又腰斩了一次”。2016年，从事虫草收购前，小远仔细研究了过去十几年虫草的价格规律，“它不像一般农产品，价格